和墨斐先生交谈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，用中国一句俗话说，墨斐先生是个“炮筒子”，直来直去，有啥说啥，从不和人打“太极拳”，这可能也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硬伤。
墨斐先生在通用中国工作时，我们之间曾因“自主品牌”问题有过很多次争论，在一次近3个小时的谈话中，我们几乎是从头争到了尾，争论的结果反而使我们成了朋友。有时他到北京出差还会单独与我约见，有时有重要新闻他还会与我通个电话，提前告知我。记得在通用亚太总部由新加坡迁到上海时，我曾当面问他的上司瓦格纳为什么不把总部迁往北京。在瓦格纳先生回答完毕以后，墨斐先生主动补充说：“我知道，你希望我们把总部迁往北京，目的是为了跟我争论起来更方便，我会经常到北京去与你争论的。”那时，他大概没有想到这将是他离开为之奋斗了30年的通用汽车的起点。
得知墨斐先生离开通用中国，舆论一片哗然，一致为通用汽车惋惜，也为墨斐先生抱不平。说实话，没有墨斐先生，通用汽车在中国的发展也许完全是另外一种局面。我们知道，在墨斐先生主持通用中国业务以前，通用汽车在中国的开拓几乎是毫无进展，一些失败的项目还把通用在华形象弄得很糟。墨斐先生是个既有原则性，又有灵活性的人，他懂得哪些方面要坚持，哪些方面要妥协。墨斐对上海通用项目成功所起的作用，无需赘述，上汽通用五菱的合资，中国自主品牌“五菱”得到保留、发展和提升，没有墨斐先生的远见与坚持，都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可以说，墨斐不仅是通用汽车的一位功臣，对中国汽车的贡献也功不可没。
出任上汽副总裁之前，墨斐先生特意让秘书电话告知我，我当时在国外，感觉这绝不是墨斐先生的最终选择，这个职位对他来说，并不很合适。然而这次广州车展上相遇，墨斐却告诉我，加盟上汽他是准备要长期干下去的，而离开上汽，则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，但克莱斯勒毕竟是一个更大的国际化平台，人一生中这样的机遇并不是很多。我觉得墨斐的讲话是很诚实的，我们为克莱斯勒庆幸，更为上汽失掉墨斐这样一位干将而深感痛惜。
对此时加盟克莱斯勒的墨斐来说，用一句套话说，是“风险与机遇同在”，如同此时的克莱斯勒一样。对戴姆勒－奔驰与克莱斯勒的合并，当时很多人就不看好，今天的拆分，对戴姆勒来说无疑是一种解脱，对克莱斯勒来说，既是一个难关，又是一个机遇。因为奔驰和克莱斯勒的品牌，无论是历史渊源还是产品特性，都没有太多相一致的东西，相互制约了各自的发展，特别是在中国。
作为新任克莱斯勒亚洲业务首席执行官的墨斐，完全赞同记者的这种看法：“可能戴姆勒最终也意识到这两个品牌可以协调的东西实在太少了”，他认为，拆分以后，克莱斯勒发展空间更大了，可以放开手脚发展自己，但同时风险也更大了，过去和戴姆勒在一起，虽然对克莱斯勒有一些束缚，但是一旦决策有了失误还可以弥补，因为两家公司在一起有这个实力，现在克莱斯勒可以抓住的机会很多，但同时也要为此承担所有的风险。
